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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来自于2001年，随着PISA测试结果的发布，芬兰各项成绩均列第一，开始被公认为世界领先者了。不过，在此之前，芬兰的教育改进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快速变动，或者说突然的变化，它几乎是以平缓的步伐走了40年。

　　综合学校的建立

　　1970年代初期，芬兰教委会扛下芬兰独立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改革重担，他们的使命是提供高品质的九年一贯义务教育，训练出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下一代。

　　教委会决定采用“综合学校”的模式，让七岁到十五岁的中小学生，不分年级，都待在同一所学校学习。

　　什么是“综合学校”呢?

　　在二战后的十年内，芬兰议会相继建立了三个委员会，第一个于1945年启动，关注小学课程。第二个在1946年启动，关注教育系统的组织和普通学校的建立。

　　就在第二个委员会期间，他们提出了一个平等化的建议，就是将当时所有的私立文法学校和公立市民学校合并，并将之称为综合学校。并同时成立第三个委员会。

　　实际上，从平行学校变到综合学校的变革是非常冒险的，后来的争议也非常大。这个新的系统直到1972年，才在芬兰的北部实施。为了顺利实现，数百名教师耗时五年开发了全新的国家课程。同时允许学校在高年级阶段，根据学生能力和兴趣进行差异化教学。

　　1980年代，差异化教学的方式最终被废除。因为芬兰学校已经有良好的策略来应对产生问题。它找到了一群“高知识和高技能”的教师队伍，学校完全可以做到“公平地服务所有的学生，不论他们的差异如何”。而且，在技巧上也有了相应的对策。

　　比如，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小学，就决定在校内推行不分年级上课，全校180个学生，每个人有自己的课表，有的人八点半上学，有的则是九点或九点半，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

　　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七位董事中，有一位教师代表、一位职员代表，其他五位由家长与当地社区选出。董事会决定学校课程方针、预算使用、及聘用教师。

　　拥有法学和教育双硕士学位的校长亨卡拉透露，每学期初，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评量不是根据和其他人的比较，而是看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他们没有成绩单，只有学习报告。在芬兰，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非竞争。

　　平等精神

　　贯穿芬兰改革脉络、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价值，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平等精神。

　　当其他国家还在施行精英教育时，芬兰却反其道而行。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芬兰60万中小学学生，分布在4000所综合学校，平均每校约150人，班级人数不超过20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于后进学生，也没有贵族和平民学校之分。

　　在芬兰的学校，对“好的成绩”定义非常广泛，不局限于在某一门或某几门学科中取得较好的成绩，芬兰人为包括职业高中在内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广泛和丰富的课程。

　　另外，绝不放弃学习慢的孩子。提升学习迟缓者的学习能力，是芬兰专注策略的另一个重点。专门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委会顾问寇依薇拉指出，教委会的目的是让“每个”小孩都具备基本能力，当学生出现短暂学习困难时，老师会立即提出矫正计划，在课堂上或是放学后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

　　芬兰有将近20%中小学生接受额外学习辅导，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只有6%。

　　芬兰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类”或“排名”，整个社会花下巨资在教育上，为的是把可能的“差生”降到最低，以避免这些在学校的弱势者最终成为社会上的潜在问题或犯罪制造者。

　　至于精英式教育，不是国家提供基础教育的义务，“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宁可让学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那些拥有特殊才能和兴趣的孩子，普遍可以从初中起，选择那些额外加重了数学、运动、英文或者其他科目的学校去读。

　　用好钱

　　在九年一贯教育中，芬兰学生课本、交通和午餐费用，全由政府负担，经费则由中央政府出资57%，地方政府分摊43%。这个决策延续数十年至今，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

　　在过去的20多年，芬兰教育的发展与芬兰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1991年，每1000名芬兰人只有5人供职于研发部门，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2人，这几乎是OECD的三倍。2001年，芬兰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升至第一。

　　这些创新和研发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芬兰社会的从业者为学校提供了强烈的信号，就是学校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知识、技能和性格才能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生存成功。这不但推动了数学、科学和技术这些传统学科，还推动了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项目。

　　虽然芬兰在教育上投了很多资金，但芬兰不是砸更多钱办教育，而是选择“专注”策略，把资源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初级中学和学习迟缓者身上。

　　在OECD国家评比中，芬兰是运用教育资源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学生平均分配到的经费最多;反观芬兰，投资在初级中学生的经费，每人平均达8200美元，在所有就学年龄中最高。

　　教委会资深顾问劳卡南在瑞士洛桑大学演讲芬兰教改策略时说，之所以做这个策略选择，是因为“这阶段的小孩正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需要最多的资源。”

　　采用资源专注的策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芬兰学生的学习表现并没有明显城乡差距。在PISA测验中，芬兰校际差距全球第二低，不到5%。不论是首都赫尔辛基，或是偏远北极圈的中学，测验成绩相差不大。这是“世界上落差最小”的教育体制。

　　全球最严格的师资标准

　　但如果不是老师大力支持，配合师资改革决策，芬兰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成果。

　　自1979年开始，芬兰教委会就定调，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师资教育从原本的三年，延长为五年，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除了要看在校成绩，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才能挤进录取率仅10%的师范窄门。

　　但这仅是芬兰教师教育四大突出特征中的一个。第二是芬兰强调提升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传统的教师培训项目常常将好的教学法视为普遍适用的。但由于芬兰的教师教育是由教师教育团队和学科团队共同负责的，因此他们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未来的小学和高中教师的针对学科的教学法能力上。

　　第三，所有的教师都被要求接受培训。学习如何诊断学生的学习困难，并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学习风格进行差异化教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芬兰教师非常注重临床经验。老师会参与学生的讨论，问题解决小组是芬兰学校的一个常见组织，它会经历策划、实施和反思评价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整个教师教育过程都会不断强化这种做法。

　　专研师资培育的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坎萨宁指出，芬兰师范体系的唯一任务，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师，并发展必要的专业品质，以确保教师生涯能够持续进步。换句话说，在芬兰，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

　　自由化教师

　　尽管门槛高，又受欢迎，但教师在芬兰并非高薪工作。在ODEC的调查中，不论是新进或资深者，芬兰教师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和欧盟平均要低。一个中学教师每月收入扣税之后，大约有只2000欧元(约人民币2万多元)，跟大学毕业生差不多。

　　严格要求师资品质，芬兰政府也相对给老师和学校最大的教学自主权。教委会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并公布核心课程纲要，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些课程很少被细节化或规范化。

　　国家核心课程纲要基本上只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其他如征聘师资、经营管理则由各校自治，举凡班级大小、课程内容、学生课表，甚至是每年上课几学期都由学校全权负责;至于要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则由老师自由选择。

　　芬兰中小学并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学校也很少有考试;芬兰官方也不进行教师评鉴。被问到是否要考核教师表现，任职教委会长达三十年的资深顾问劳卡南反问到：“为什么要评鉴老师?”他骄傲地说，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每个老师都很自律，不需要打考绩。

　　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并不实施学校评鉴制度，对学校有绝对信任，再小的学校，也拥有绝对行政自主权。在有些国家，这几乎是异数。